10月13日，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。教育法治联盟在此成立，22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成为首批创始成员。与会专家反复提起同一个议题：编纂中国教育法典。

     “教育法治是全面依法治国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，回答的是新时代‘依何而治、何以善治’的根本问题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表示。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明确要求研究编纂教育法典。当下，我国已有9部教育法律、13部行政法规、70多部规章，“初期搭框架容易，真正进入比较具体的条文设计，难度相当大”。

     紧迫感来自司法一线。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耿宝建带来一组数据：过去一年，全国法院新收教育领域行政案件1433件，比前年增长18%；今年前9个月，新收1542件，同比增长38%。

     “数据背后，是一个个具体的学生、老师和学校。”耿宝建说，从招生录取、学籍学位到教育惩戒、民办学校监管，个案暴露出教育法律体系碎片化、部分规则原则化、权利义务边界不清、新型纠纷缺乏规则供给的短板。

     课堂之内，难题同样具体。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注意到，全员聘任制、备案制令教师身份持续分化，“这是教师法一直拿不下来的重要原因”。黑龙江大学校长王敬波则把教材称作教育法典中的“最短板”——位阶低、权责不清，“要给教材留有一席之地”。

     散点式研究难以回应系统性难题。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郑新业宣读《教育法治联盟成立倡议书》：聚焦法典编纂，贯通理论与实践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，回应数字化、智能化新课题。秘书处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，联盟保持开放，将逐步扩容。

     华东政法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为禄认为，联盟成立标志着教育法典编纂进入实质性攻关阶段，教育法治研究由散点走向有组织科研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表示，学院将整合人大附中等中小学资源，为法典编纂提供跨学科、跨校际支撑。

     马怀德透露，中国人民大学正加紧编纂校内“人大典”，把章程和科研、人才培养、财务等制度分门别类集成。“法典编纂不是目的，让它成为每个办学治校者的依据和理念，才更关键。”耿宝建回应，最高法将共享司法案件资源，把个案中发现的规则冲突、法律漏洞转化为法典编纂参考，推动纠纷前端化解。

     “法治是教育强国的坚实保障。”耿宝建说。AI进课堂，终身学习成为常态，教育法典要回应的不只是学校，更是一个学习型社会。从分散走向聚合，从理论走向实践，中国教育法典不再遥远。（记者 陈汝健）